我的从医之路——教与学两相宜

　　我当学徒那会，白天跟着老师出诊、抄方子，晚上拿着记录的脉案仔细琢磨，还要抽出时间读读医书。我读的启蒙书籍是《黄帝内经》《难经》《本草经》《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等经典著作。我家就在江苏，因此我随老师出诊的时候见到的病患多为因“伤寒” “发热” “出血”等前来就诊的内科患者。我发现老师经常使用经方和吴鞠通的卫气营血方剂治病救人。4年的时间，我跟随老师临床学习，对老师反复使用的方剂，经常加减的药物，以及患者对疗效的反馈等进行一一揣摩，并牢牢地记在心里。

许润三

国医大师

北京卫视《养生堂》主讲嘉宾，70多年行医经验

善用补肾之法，充养天癸之源

阴平阳秘，则经调体健

　　4年学徒生涯结束后，我自行开业行医，也经常会用到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仲景经方、鞠通方，用的多了，我有了一些不同的发现和感悟。我认为治疗一些温热病患者，由于用寒凉药物过了，就抑制了仅存的一丝阳气，从而久治不愈，因此应当配伍适量附子温阳之品，这样才有助于患者病情向愈。也由此感悟到，机体的阳气是健康的原动力，必须加倍呵护，过用寒凉之物则会伤及阳气，以致于机体无力抗邪；同时，寒凉容易使邪气凝滞，阻碍了气血运行而造成血瘀，加重病情。

　　1956年我考取了南京中医学院医科师资班，系统学习了中医知识，1957年，我从南京调到北京中医学院任教。从南到北的经历以及所见疾病的变化，确确实实地给我的学术思想、诊病特点带来了影响和变化。

　　南方多见热病，而北方，因为气候寒冷，患者的身体大多阳虚体寒，寒性疾病多发。鉴于这些特点，我仔细研读了《景岳全书》，对张介宾的补肾阳，重视命门之火的理论有了较深的体会。所谓的命门之火，就是生命的本元之火，指的是肾阳，能温养五脏六腑，且关系着人的生长、发育以及衰老等。我那时还经常与当时的同行，现代名医印会河、刘渡舟、陈慎吾、胡希恕等经方大家讨论中医临证，更加确立了 “温经助阳，温经活血“的学术思想。

　　带着这个治疗的理论，我在临床上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温阳类的药物，比如桂枝茯苓丸、温经汤、二仙汤、艾附暖宫丸等温经名方，附片、桂枝、肉桂、巴戟天、鹿角霜等温阳药物。

　　这些年来我把所学到的以及所感悟到的用在临床上，也用到教学上。我刚调到北京任教那会儿，中医学院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即使我刚毕业没多久，还是得身兼多门课程，内、外、妇、儿科都要上。后来又因为妇科急需教员，所以祝灌予先生就把我调到这个部门，之后就一直留在妇科了。

　　我出诊，也教书，这么多年下来，受益匪浅，因为学习经典的同时若是能够积极参与教学，那么将有助于经典知识的系统整理与融会贯通。因此，我觉得学中医的人，如果你有机会参与教学，特别是经典课程的教学，千万不要觉得辛苦或是麻烦，这反而是个很好的机会，对提高中医理论非常有效。另外,我自己也有编写教材。通过认真编写教材，系统地备课温习，针对疑问查阅资料，也让我对中医学有关学术体系有了更加全面、更加具体的认识和理解，临床辨证论治的能力也有了较大的飞跃。

　　我从师承开始，也受益于师承，跟随着老师学习，可以早早地接触临床，并且接触比较多的临床，在实践中学得更多，更扎实，但是这种师承的方法也存在缺乏系统学习的缺点。我的临床、教学的工作经历已经有60年了，对于现代中医教学体系想说一说我的看法。

　　首先从教师队伍说起，就拿妇科教师为例，我主张临床带教的教师必须是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且工作要在10年以上的中医妇科专科医生。我认为基础知识与临床实践密不可分。

　　通过理论一实践一再理论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不断提高中医妇科的诊治水平，不断更新中医妇科的知识结构，最终使中医妇科的知识与临床诊疗融会贯通。

　　因此，中医妇科的临床教学一开始就应该两者并重，不可偏执一端的教学思维模式，也就是说要突出特色的临床知识讲解的同时，也要加强专科临床见习、实习实践。

　　只有高资质的教师才能正确引导学生，完成上述所说的较高起点的教学任务。另外，教师带教期间可安排经验丰富并有专长的专家和老中医进行一定量的学查房，这样方能保证教学效果，达到教学目的。作为从事中医教学的教师必须改变从书本到书本的教学模式，书念得再好，若是没有临床实践，那也只是纸上谈兵，表面上看很厉害，实际上只是空有其名罢了。因此，如果要参与教学，我建议教师们在闲暇之余应该经常研读中医经典著作，经常接受“理论一实践_理论”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训练，且每年都要从事临床的工作，不少于6个月,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对中医的认识，才能在授课的时候做到言之有物。

　　教师队伍的素质上去了，教材也应该作出相应的改变。假如你翻看过中医学的教材，你会发现，现在不少的教材都是按照八股文的编排方式，大多是按病进行辨证论治，虽然体现了中医的特色，但是放在临床上来看，实用性非常差，因为证型和方药都是根据书本的编排来选择。面对这样枯燥的教材，学生很容易就没有了兴趣，有的转学了西医，这还怎么发展祖国的中医特色呢？

　　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教材编写中，要一一罗列出疾病的主症，让人看出重点所在。一个疾病的主症，可以是症状，可以是脉象，也可以是舌苔，这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在编写教材时，应该选用最具代表性、最能反映疾病本质的作为临床主症，而次要的症状可以简要列出。

　　我说个例子，比如说妇科崩漏，出血期的脉象应该是辨别气虚、血热的关键，而其他症状和舌象只是作为参考。历来中医描述血热的典型症状，多为血色鲜红、面赤口干、尿黄便干、舌红等，但在妇科临床发现有部分血热出血的患者并没有上述的症状，而因为出血量大，病的时间又长，就诊的时候更多地表现为一些贫血的症状，比如面色苍白，颜面、下肢浮肿，头晕乏力，舌苔淡嫩等。若是仅仅以全身的症状加以辨别，会将一部分阴虚血热的患者误辨为气虚证。因此，出血期的辨证应该以脉象为主，症状和舌象则作为参考就行。

　　教材中选方组药也需要作出改变，一般习用传统的方书中一些著名方剂，在临床实际中很可能不好用。所以，不能单单选用著名的方子就行，而应该结合各科的情况精选现代医家的方药来实践，收到疗效之后的处方可以教给学生。

　　随着时代的进步，现在各科临床上有不少非常有疗效的古方和当今医家历经由博反约、去粗取精而形成的方药，都有非常好的临床实用价值，可以在教材中呈现出来，向学生重点推荐，使学生学以致用。

　　善用别人有效的经验，也是使自己少走弯略的一个好方法。以前我看到章次公治疗出血善用粗麦、益母草，我觉得这药用得不错，临床中也活用此药；魏龙麋老先生用生白术治疗便秘，我在治疗妇科疾病伴有便秘的患者时也经常会用此药；张山雷用贯众来治带下病，于是我在治带下的方药中也常常加入此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何乐而不为？

　　最后，我想从中医学习的课程安排来说一说。中医药大学的课程安排最好先中后西，而且还要强化中医的课程。从“四大经典”开始，因为人的认知过程都有“先入为主”的特点，要是你一上来，对中西医的课程没有偏重，再加上中医会比较难学一点，毕竟看古籍医书也是挺吃力的，很容易造成西主中随，而出现废医存药的可能。只有让中医的概念深入学生内心之后，再开设西医课程。

　　中医的教育关系着中医未来的发展，中医院校的学生被西医同化的现象非常令人担忧，师带徒的方式是非常好的中医教育模式，但是带徒也缺乏规模效应。因此，学校教育更是需要重视这些问题，从源头抓起，改变模式，创新和发展中医药文化。

　　这里我只是发表一下关于中医教学方式的看法,老师资质要高，教材要变，课程安排要得当，要以中医为主，但不是说我不用西医，我在诊病的时候也借助西医的方式方法。我并不排斥西医，因为西医也有西医的好处，而且可以成为促进中医发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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